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19世纪上半叶，大机器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力迎来爆发式增长，纺织、采矿、交通运输等领域相继实现技术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时刻关注着最新科学成果，同时也深入思考着科技创新的深层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技创新应当面向人的需要。他们的很多著作都体现出人的需要推动科技创新的观点。
1842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历经长时间实地考察后，深刻感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巨变与社会调整。他指出，纺织业使用蒸汽机后“棉织品的输出量增加了7倍”。在系统梳理调研材料的基础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作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大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生产集中“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它的全部产品”，“当马车和大车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人们就发明了火车头……这种发明的可能性甚至绝对必要性，是由实际情况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工具，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重要手段，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自然科学“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关于机器问题的错误认识时强调，当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轮船、铁路、电报等科技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的异化现象，指出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这无疑违背了科技创新的初衷。
从19世纪中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人的需要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强调“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器，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在给青年学生博尔吉乌斯写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科技创新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蒸汽机的发展历程，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预言，随着科技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他们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一切的社会生产维护的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
科技创新服务于人的需要，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科技本质的深刻洞察，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他明确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惠民利民作为科技创新的价值旨归。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科技创新全过程，将科技自立自强与为民造福紧密结合，聚焦人民群众在健康、教育、就业、生态等领域的迫切需求，推出一系列普惠民生的科技成果，持续增进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生活。从人工智能辅助驾驶到智慧生活，从数字政务到绿色能源，科技发展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赋能民生改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科技创新最终要落到“人”上。新征程上，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推动更多好技术变成新应用，定能以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惠及广大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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